两汉时期的方剂学

　　这一时期，方剂学有了较大的发展。其一是初步总结了治则和治法，并提出了对组方的基本结构要求，从而初步奠定了方剂学的理论基础；其二是决结了一批行之有效的著名方剂。方剂学的基础理论，主要集中地反映在《黄帝内经》的七篇大论之中，而这七篇大论多是东汉以后的作用品，故将其归属于这一时期。此书在治则和治法方面，较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“谨察阴阳，以平为期”，“治病必求于本”，“治求期属”以及整体治疗、标本缓急、三因制宜等有关治则的理论。书中总结的大量治法内容无一不是后世立法组方的理论基础；在制方的基本结构方面，提出了“君、臣、佐、使”的组方理论，并对君药、臣药、佐使药的含义作了概括性的界定，提出：“主病之谓君，佐君之谓臣，应臣之为使。”此书虽是专门阐述中医基本理论的经典之作，但亦载有生铁落饮、四乌鲗骨一藘茹丸、左角髮酒、兰草汤、半夏秫米汤等13首方剂。所附方剂数目虽少，但剂型并不单一，给药途径也有特色，所用药物对炮制、制剂、用法的要求二分讲究。

　　据史书记载，这一时期的方书十分可观，仅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载，就有“经方十一家”，共274卷之多，但俱已亡佚。但仅从1972年在甘肃武威旱滩坡出土的文物《治百病方》来看，简文中有方剂36首，其主治病证涉及到内、外、妇、五官诸科，各方中用药共达100种之多，其剂型有汤、丸、膏、散、醴，充分反映出不时对方剂已有相当高的运用水平。

　　方剂是临床用药经验的结晶，东汉时期，临床医学更加进步，以《神农本草经》为代表的本草学也积累了重要的药学成果，方剂的质量随之提高。汉末，由于疫病肆虐，张仲景出于拯夭救枉之心，“勤求古训，博采众方”，并以《内经》理论为基础，结合自己的独到经验，完成了当代最高水平的临床巨著——《伤寒杂病论》。此书经晋·王叔和及宋·林亿等先后整理编辑为《伤寒论》和《金匮要略》，使之得以广为流传。

　　传世的《伤寒论》载方113首，《金匮和略》载方245首，不计两书并见的重复方，计有323个方剂。这些方剂，大多有理有法，组方谨严、选药精当、药味不多、主次分明、变化巧妙，深为古今中外之医家所折服，如麻黄汤、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、四逆汤、茵陈蒿汤、桂枝汤、五苓散、大承气汤、白虎汤、当归芍药散等基础方剂，经久不衰，至今常用。后世大量常用名方，大多是以这些方剂为基础化裁而成；或是效法仲景药物配伍组合规律，依据理法而选药组成。所以，《伤寒杂病论》历来被推崇为“方书之祖”。